大通以镇面世,虽说才超过千年,但见诸历史已超过两千五百余年。现存史料中,大通最早见诸史册的是春秋时期周景王八年(即公元前537年)的“鹊岸之战”:当时,吴、楚两国为春秋争霸,争夺江淮地区控制权,在大通(当时称鹊头镇)打了这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左传》上记载了“昭五年,楚伐吴,吴人败诸鹊岸”,这是大通第一次见诸历史记载,可见其历史比铜陵建市要早了2500多年。

战国时期,屈原第三次流放地陵阳,就在大通附近。楚怀王二十四年至三十年(公元前304-299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楚顷襄王七年(公元前292年)屈原第二次流放沅、湘地区;楚顷襄王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公元前286-277年)屈原第三次流放楚国最远的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境内),是经大通中转进出陵阳的。在陵阳流放九年期间,他经常到周边的大通等地进行游学、交友,并写下名诗《哀郢》等诗作。自沉汨罗江后,大通人以龙舟竞渡方式纪念他,这便是大通鹊江龙舟竞渡为什么有名传承至今的原因。

汉朝建立后,吴王刘濞在其封地“招致天下亡命者”,开展“梅根冶”(今铜陵大通、贵池梅垅一带),冶炼兵器、铸造钱币。“七王之乱”平定后,朝廷在公元前119年设置当时全国唯一的“铜官”府,府衙设在今铜陵县城五松镇,但其生产基地仍在大通地区。“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其冶炼规模巨大。这从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的《秋浦歌》中可以看得出来。“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这首诗所反映的就是汉唐时期“梅根冶”的宏大场景的,足见其冶炼规模与影响之大。

三国时,铜陵隶属于东吴,当时名叫春谷,周瑜、鲁肃、徐奉、丁泰等名将都曾担任过春谷长,驻守大通,操练水军,与北魏驻守庐州(今合肥)的张辽等进行长期地对峙与小规模地作战。

南北朝之前因长龙山(九华山余脉)伸入长江之中,形似鹊头,故古人一直将其名为鹊头镇。②南北朝至唐代,因大通那时位于澜溪河与青通河交汇处,故名澜溪镇,镇上八大知名景点被称为“澜溪八景”。

唐初时,朝廷在大通设置“大通水驿”;公元719年,新罗国(今韩国)王子金乔觉在大通上岸,并在大通的神椅山上搭建茅蓬(即现在复建的“大士阁”寺院处)讲经布道近一年,随后从大通沿“徽池古道”(即青通河堤)上了九华山,最后修成地藏菩萨,这里让大通的“大士阁”寺庙从此成为“莲花佛国”九华山的“头天门”。

宋初,池州举人樊若水在大通的羊山矶处测量长江宽度、深度,并收集大通的水文资料,过后献上“浮梁计”给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帮助北宋灭了南唐,统一了中国。

因唐代在澜溪镇设大通水驿,所以在北宋初期时人们将澜溪镇改为大通镇,大通以镇面世,见之于宋代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和杨万里的《舟过大通镇》。


明洪武三年(1370),朝廷开始在大通设立巡检司、递运所、水泊所等经济检查机构,让其成为全国著名的水陆邮驿与商埠码头。因大通连接九华山的青通河(古时称大通河),自宋代开始逐渐成为“礼佛九华的故道”与徽商(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三条重要经商通道之一(另两条分别是新安江、青弋江)。

大通的名门望族――佘家在明代接连出了5个进士,其中佘毅中(明万历二年进士)、佘敬中(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佘合中三兄弟连中进士,轰动当时朝野。而佘敬中之子佘翘则是根据樊若水事迹创作经典名剧《量江记》等与汤显祖齐名的文学家。

清政府为对抗太平军溯江西进,自1853年以后在大通设驻了“大通水师营”,隶属曾国藩统领的湘军水师。至清同治年间,太平军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变大通江防要塞为经济关卡,在大通和悦洲上建立“盐务招商局”,统辖、督办沿江数省盐务。至此,长江上下来去的大盐船、盐商,频频涉临和悦洲,验照、纳税,待风起航。一时间,大通港湾内船桅如林,通河两岸商店人口爆增,街市熙攘,人流如潮,灯火通明。昔日雄踞江关的军事要地,随着盐务的兴起,百业随兴,逐渐演变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繁华商埠和重要港口。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沿海沿江一带的经济重镇成为列强兼并、抢夺的重点。1876年,大通与当时的安徽省府安庆一起,被《中英烟台条约》列为对外商开放的暂泊口岸。大通原有的封建自给自足型自然经济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解体,同时促使这里民族工业开始产生。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悦洲的物流、贸易、工商业、手工业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千舟引渡,商店林立,货物如山,各种商号、银楼、钱庄,赌场、妓院、烟馆等一应俱全,出现了当时沿江流域不多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城市色彩和大上海十里洋场上的“艳景”,以至博得了“小上海”之称。古镇大通也因此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并称安徽“四大商埠”。

1900年,唐才常、秦力山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在这里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01年至1910年,铜陵大通商人方履中等牵头,历时十年之久的铜官山矿权交涉案(史称“铜官山护矿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齐名的重大历史事件)最终以安徽铜陵人民收回矿权而告结束。

1911年11月14日至1912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奉孙中山之命,率军赶走在大通设立皖南军政分政府的江西浔军黎宗岳,成为安徽省都督,让大通成为了长达半年多的安徽省临时军政府所在地。

解放战争时期,铜陵籍英雄刘四姐、赵傍根于1949年4月,在大通羊山矶处演绎的革命传奇故事——《渡江侦察记》,让类似《量江记》的历史传奇于近千年后在这里再度惊人地重演……

从清末至抗战前,在和悦洲大关口二街,仅蜡烛作坊就有三、四十家之多;其爆竹坊、酱园坊、织布坊各有数十家(并在大通池塘河畔与蛤蟆宕一带的织布坊群,昼夜繁忙);两岸的米行、榨油作坊多达三十多家,水果行八家,大型轿行四家,木行三家,柴炭行数十家。其市镇建设出现了拥有三街十三巷的密集街市建筑群。

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引得人口日益增多。这一时期,弹丸之地的和悦洲,常住人口就达七万多余人,加上每天大轮、小轮上下的流动人口,号称十万之众。一时间,大通的通河两岸各种作坊、商行林立,各类服务性行业随之纷纷兴起。那时仅酒楼茶社、大小旅馆、客栈,就有一百八十余家。著名的酒楼有醉雅轩、六品轩、龙江馆、乐陶园等,高级旅馆有万花楼、潇湘馆,大戏院有怡园、悦京剧院等四家,两岸浴室共有太平洋澡堂等九家;钱庄有利和、麻丰、怡大等九家 。当然,在当时的大通,也还有鸦片大烟馆、妓院、赌场等黄赌毒场所。这些服务场所常年爆满,座无虚席,客流盈门。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实业银行,都先后在大通设有分行。

清朝廷及其后的国民党政府,每年要从大通拿走厘金税一亿一千多万银元,与此同时,大通的总商会每月收取两岸各家商铺的会费则达一万二千多银元。

1934年,国民党政府的盐制改革和税收上厘金制的撤销,是大通和悦洲工商业衰落的前奏。1938年,国民党军实施“焦土抗战”和日军飞机的连续轰炸,把和悦洲的三街十三巷化为灰烬,仅剩下“圣公会”、“卍字会”、“法华庵”和三家洋人房舍。这个曾经名噪国内外的千年江心古镇,因此随之一落千丈,日趋衰落下去了。

大通于1949年4月解放后,曾先后设市、区、公社、镇,分别隶属皖南行署、安庆、池州专署、铜陵县。2004年5月,原大通镇和原新建乡整建制合并成立新的大通镇,2005年元月划归铜陵市郊区管辖,成为铜陵城市发展规划中南部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镇大通再次迎来发展机遇。

2005年5月,大通镇参加首届CCTV中国魅力名镇评选活动,在全国2万多小城镇中脱颖而出获第24名。大通古镇历史文化保护区(澜溪老街、和悦老街)于1996年被省政府(皖政秘[1996]123号)公布为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6年更名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皖政秘函[2006]105号)。2009年10月,铜陵郊区委托上海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先后编制了《铜陵市大通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和《铜陵市大通镇和悦街澜溪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确定了开发和保护框架。2011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了《大通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皖政秘[2011]175号)。2014年2月19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建规[2014]27号),铜陵郊区大通镇上榜。从此,铜陵市拥有了唯一的一座历史文化名镇,大通拥有了一个响亮的金字招牌,也为大通的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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